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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宝“归来”折射监管思维变化

这样疏堵结合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提升了老百姓的服务体验;另一方面也利于天弘基金主动控制规模增长;更在系统层面降低了基金集中度和流动性的风险。

这是监管者从用户体验角度出发,利用产品思维解决风险的外科手术式监管的典型范例。

经历了半年多的限额、限购之后,余额宝于近日获准接入第三方货币市场基金。除天弘基金外,用户还可以购买博时、中欧基金公司旗下的两款货币市场基金。

 

对普通用户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每天早晨9点定闹铃“抢火车票式”的夺宝生活(抢余额宝)终于可以结束;而对基金行业而言,支付宝上珍贵如春雨的金融流量总算可以雨露均沾。

 

不过,在笔者看来,余额宝的“封转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改造,而是体现了经历多年磨合后,监管者与互联网金融业界之间达成了“回归科技平台”的共识。这就意味着它应该是开放的,服务整个金融体系,而非由一个产品,一个机构独自承担所有收益和风险。这是监管思维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头一次,监管机构从“平台”角度去规制互联网金融,平衡其中的收益与风险。

 

余额宝与天弘基金松耦合

余额宝自2013年上线以来,以其低门槛、对接消费、支取便利的特征获得普遍赞誉。其“为老百姓每天赚一个茶叶蛋”的普惠理念为其在短短5年间收获超过4亿用户。2017年,余额宝货币基金从2016年末的8千亿一跃攀升,总规模超过1.5万亿,并超越摩根大通美国政府货币市场基金,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不过,规模增长过快也成为天弘余额宝“甜蜜的烦恼”。对于整个货币基金市场而言,单只基金规模过大、集中度高,客观存在“大而不能倒”的隐忧。

 

2017年下半年开始,天弘基金就开启了一系列针对余额宝的主动调整:其一,在3个月内,余额宝连续两次调降个人最高投资额度从100万降低到25万,再缩减为10万,并设置了2万的个人单日最高购买额度。其二,调整资产配置,削减部分银行定存单头寸,同时增持中国政府和政策性银行发行的短期证券、商业票据和回购协议,进一步降低投资风险,适度压低收益率;其三,引导大额资金离开余额宝,转投其他同类产品。

 

201821日,为了避免余额宝的“春节冲高效应”(伴随着春节的来临,因为交易灵活、收益稳定、取用方便,货币市场基金颇受用户年终奖理财的青睐,规模会出现明显的冲高),天弘基金调整余额宝服务规则,设置余额宝每日申购总量,当天购完即止。每日申购额度根据基金申购、赎回情况动态设定。

 

余额宝的规则调整引起了市场的反弹,大批用户在微博微信上痛斥“不方便”、“抢不到”,在两会期间还引起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张广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最近大半年,余额宝越来越难买了,现在甚至一大早都抢不到,大家都在说,现在抢余额宝比抢火车票还难。他认为,中国的大妈们都开始投资比特币,更加令人忧心。老百姓的钱没了正规的去处,就会流向新的风险。老百姓的钱袋子,宜疏不宜堵。

 

笔者早在今年2月份财新网撰文《余额宝主动“瘦身”流动性管理基本功是怎么练成的》中就曾明确提到,“从长期来看,余额宝的规模与中国数字金融的整体的发展休戚与共,随着网络消费的增长,消费信贷、在线理财、在线保险市场的增长,余额宝规模自然沉淀、持续成长是可以预期的……对于余额宝的规模增长宜疏不宜堵”。更有效的办法或许是将余额宝的需求引导给更多货币市场基金产品。此次申购规则的调整也正是推动蚂蚁金服向其他金融机构开放其流量资源的契机。

 

而现在来看,余额宝也正是朝着开放平台——与天弘基金松耦合的方向发展。根据公开信息,53日,余额宝服务接入博时、中欧基金公司旗下的“博时现金收益货币A、中欧滚钱宝货币A”两只新货币市场基金。与此相对应,余额宝销售模式也由基金公司直销改为网商银行代销,余额宝正式开启了分流模式。据了解,伴随两只新基金的上线,天弘余额宝的当日申购限额并未放开,而在现阶段,购买两只新上线的基金暂不限时、也不限额。

 

回归科技平台定位

余额宝的调整,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监管者对金融科技的定位是:为中国金融体系转型升级提供助力,也正因此,余额宝应该是科技平台而非一只特殊的基金。

 

纵观余额宝的历史不难发现,余额宝的发展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休戚相关。5年来,余额宝正是顺应了利率市场化、普惠金融、金融科技化等国家战略才得以快速成长。

 

从此次余额宝的变化来看,监管者并没有采用“一刀切”方式,简单粗暴的削减余额宝的服务功能,而是将余额宝的金融科技服务底盘与金融功能分开,对其中天量的用户需求进行疏导桥接,对其中的金融风险隐患进行处置。这样疏堵结合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提升了老百姓的服务体验;另一方面也利于天弘基金主动控制规模增长;更在系统层面降低了基金集中度和流动性的风险。这是监管者从用户体验角度出发,利用产品思维解决风险的外科手术式监管的典型范例。

 

应该看到,监管者之所以煞费苦心,让金融科技企业回归平台定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金融公司有更多机会与科技平台合作融合提升自身服务能力——尝试通过科技平台获取流量,学习应用大数据进行风险定价,利用金融云实现自主可控的低成本运维等。

 

就在4月份博鳌亚洲论坛上,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明确指出,中国正对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以及金融科技进行研究,来探讨如何以最好的形式服务实体经济,并且要安全发展这些技术,来避免可能的负面影响。

 

商业银行也已经强烈的意识到这一点,梳理A股上市银行的2017年年报发现,上市银行几乎都在年报中称要加码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力度。如招商银行在年报中明确表示,2018年将营业收入的1%专门成立金额科技创新项目基金;光大银行则强调从今年开始每年拿出净利润的2%投入科技创新,建立科技创新实验室,并在集团层面成立光大科技,带动光大银行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作为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正在通过加快金融科技创新、组建网络金融部、建立七大创新实验室、加快实施eICBC 3.0战略升级、启动智慧银行信息系统(ECOS)建设工程等一系列措施,加快金融科技落子布局。

 

而蚂蚁金服近年来也一直高举“开放平台”大旗。去年614日的蚂蚁财富开放平台大会上,蚂蚁金服CEO井贤栋公开宣布,“蚂蚁金服所积累的技术能力和产品,将全面向金融机构开放,成熟一个开放一个。并且开放不会有亲疏远近之分,唯一的选择标准是是否创新和具有用户价值。

 

20176月,蚂蚁财富全面向基金公司、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开放“财富号”,跟“财富号”一起,蚂蚁金服还首度宣布向金融机构开放最新的AI(人工智能)技术,助推金融理财更快进入智能时代。

 

截至20181月初,一共有25家基金公司入驻,并由此衍生出10大类、渗透在500多个鲜活、生动的服务场景中,有投资教育、产品科普、热点动态、市场解读、金融工具等等,正在逐步覆盖投前、投中、投后的多个环节。数据显示,对比各机构财富号上线前后3个月,入驻财富号的机构在非货基的交易人数、金额、客单均有明显提升,其中入驻财富号的机构非货基交易金额增幅,是同期未入驻机构的21倍;非货基的保有量增幅,是同期未入驻机构的11倍。

 

从做产品到做平台,余额宝的回归,或许意味着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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